普通博士挤不进的C刊，这位“名教授”两年发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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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

　　

　　

“你们学校不是最近在搞什么‘珠峰计划’吗？我看那个人才‘一级引进’的标准还搞了个‘一事一议’，神秘兮兮的——一年到底能给多少万？”

　　

配图|《独家记忆》剧照

　　

按照我们研究所的传统，比我高一届的师姐博士答辩时，由我担任她的“答辩秘书”，负责联系辩委、打印和寄送论文、现场录音这一类琐碎事务。

　　

之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总担心中间会漏掉了什么，答辩当天紧张得头皮发麻。当然，师姐比我更紧张——我们都知道，她因为要照顾读幼儿园的儿子，在论文上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那天在答辩现场，几位辩委都很严肃，尤其是一位姓曾的教授，翻到论文中的一页，大谈上面涉及的常识错误，一口气罗列了五六条。一时间，会议室安静得有几分尴尬，师姐愣在那里，两手紧扣着，眼睛像陷进了淤泥中的车轮子，一动也不动。

　　

曾教授讲完后，将眼镜摘下来，在手里把玩着，意味深长地总结说：“从‘百度’上得到的百科知识也能作为文献？你的博士读得不合格。”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师姐，她没有作声，但眼泪正源源不断地往外涌。

　　

尽管答辩过程充满了尴尬和别扭，师姐最终还是通过了答辩。结束后，师姐喊我一起跟着辩委们一起去校门口的饭店吃饭——这是约定俗成的“谢师宴”，前一天她已经订好了位子。我脑海里闪过几位辩委庄重的面孔，料定这不会是一次愉快的晚餐，就谢绝了师姐的邀请。但导师这个时候喊住了我，说让我“去陪着老师们喝几杯”。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大家一起去了饭店。

　　

不过，我没想到那天晚上酒桌上的气氛超乎寻常的热烈。而促成这种“其乐融融”的，竟然还是答辩会场上最严厉的曾教授。从落座一直到聚餐结束，活泼欢快的笑容就一直挂在他的脸上，在金丝边眼镜底下，他眼睛里的笑意又多了几分狡黠的意味。我装作恭恭敬敬，侧耳听着他一会儿要求这位老师“必须喝一个”，一会儿又让另一个“必须陪一杯”，每次举杯都有充分的理由，并且理由各不相同，基本不重样儿。

　　

“……既然李靓颖端过来了，胡老师这个必须喝——你没听说那句诗嘛，‘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你怎么忍心让人家姑娘端酒站着？”他抬头望着对面的胡教授和端着酒的师姐，夸张地做出怜香惜玉的表情。其他人都被他的话逗引得哈哈大笑，师姐也抿嘴笑着，完全忘了答辩时的尴尬冷场。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吃到将近10点才结束，师姐带去的几瓶好白酒都见底儿了。从饭店出来时，我听到走在前面的一位老师笑着对另一个说：“只要有曾怀忠在，就不用担心酒桌上冷场。”

　　

曾教授等着其他几位教授都坐上了网约车才离开，他心情很好，全然没有醉态，走之前还和师姐单独聊了几分钟，大概是在指点她怎样修改论文。师姐看起来很感动，不停地对着他点头。

　　

回宿舍以后，我没能按捺住好奇心，在网上输入了“曾怀忠”三个字，在百度百科上读到了他的履历：本科就读于一个省属师范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后来到南京读博士，毕业后留在了读博的学校任教，两年后的2010年，他被评为副教授，紧接着2011年他又从这所学校辞职，来到了北京工作。

　　

这样的经历在高校里很常见。一般有心跳槽的老师，都会选择靠原单位的供养读完博士，然后另觅高枝，或者留在读博的院校。不过曾教授年轻时又多转了一圈，他等着评完副高成了“青年人才”，奔着北京这家单位的优厚条件“一骑绝尘”。我看到他的履历上跟了一堆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并且，到北京不久，他就顺利评上了教授和博导。

　　

我又去“知网”搜索了一下曾教授发表过的学术论文，缩小范围后，竟然查到70多条发表记录，2009和2010这两年，他一共发表了8篇“C刊”，而在这之前，他好几年时间都默默无闻——可见他当时被北京“引进”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可以说是“毕其功于一役”。

　　

那个晚上，我被曾教授发论文的能力深深震惊了。我身边很多高校教师都被“发表C刊”的压力折磨得痛不欲生，有些院校的教授每年只要可以发表一篇“C刊”，就算完成了基本任务量。曾教授的科研能力实在是太强，我带着崇敬之情，浏览着他的论文题目，发现他涉猎的面很广，虽然“本职”做的是文学研究，居然也关注政治学、流行文化那些领域的现象，还有两篇论文是关于教育学领域的。

　　

我的导师最看不上的就是这样的学者，他认为这么做学问属于花拳绣腿，搞什么都没有深度——但显然，曾教授却靠着这些过得风生水起。

　　

本以为随着师姐答辩的结束，就不会再见到曾教授了，没想到暑假过后刚开学，他又被邀请来我们学校做讲座。导师在我们群里发了通知，几位同学都表示要去大礼堂听一下。我那天下午没事，也拿了个笔记本去了，到了礼堂才发现，后排座位已经熙熙攘攘坐满了听众，只有第一排还空了一些座位——因为“过于显眼”，那是大家最不喜欢坐的位置。

　　

无奈之下，我只好弯腰走到了最前排。这时候曾教授已经在整理手里的资料，准备开始讲了。他立刻认出了我，脸上绽放出了笑容，朝我点了点头。

　　

我有点不好意思，也赶忙羞涩地问了声：“老师好！”

　　

落座后，我身边一个女生突然和我悄悄打了个招呼：“你是郑老师（我导师）的学生吗？”

　　

我不禁有些诧异。她接着便告诉我，她是曾教授的在读博士生，跟着导师一起坐车从学校过来听课的。讲座这时候开始了，我们俩都转过头，听曾教授用标准的英文来了段开场白。台下都是外语系出身的学生，他刚介绍完，掌声便响起来了。

　　

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某个文学理论的发展动向，因为涉及不少哲学家，本来内容比较枯燥。然而曾教授是那种有很强演绎能力的人，擅长用生活里的例子解释学术现象，台下的学生们好几次被他逗得哄堂大笑，我也会随大流抿起嘴。不过我心里其实也在犯嘀咕：他讲的东西并不算深入，在任何一本文学史上都读得到。只是因为他的段子好笑，而我们这些学外语出身的学生学术功底又普遍偏差，他说出的一些词大概让很多人“不明觉厉”，衬托得讲座效果格外好。

　　

讲座进入尾声，趁着听众提问的空当，曾教授的女学生又扭头跟我说话，还问我一会儿有没有时间一起喝个咖啡，她有一些写论文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

　　

散场后，那个女学生和曾教授打了招呼，我俩便一起离开了大礼堂，前往校园里的“当绿咖啡”。走在林荫道上，这位叫张瑶的女同学感慨了一下：“当时差点就在这里念书了呀！”我才知道，她硕士毕业那年曾经考过我导师的博士，因为竞争太激烈，落榜了，第二年又改报了曾教授。

　　

我们在咖啡馆聊了聊各自的研究方向以及论文的进展，张瑶叹气说，硕士的时候就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怎样开展研究，写论文还是不知如何下笔。我想她大概是在傲娇，便笑着对她说：“师妹你不要谦虚，曾老师平时不给你们指导论文吗？他发了很多论文，做研究的经验应该很丰富的。”

　　

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击中了张瑶的“痛处”，她立刻向我大吐苦水：“他哪里顾得上我们，他都在忙他自己的项目呀！他还有行政事务要处理，我们这些学生他从来不闻不问的。我们是和他的业绩挂钩最小的嘛，爹不疼娘不爱的。”

　　

她瞥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不信，继续没好气地说：“要不然我怎会跑那么远来这里听讲座？平时他根本不给我们上课。我们师兄也是这样，进来那么久，只听过他一门课。我都怀疑他是否认得全自己的学生。”

　　

我看她恨恨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曾教授这样的博导在我们身边也并不少见，我偶尔也听隔壁室友吐槽过他们各自的导师——要么热衷于行政上的升迁或者是个人名气提升，要么就是在好几所大学做讲座教授，一年到头到处飞，“指导学生”大概是这些教授们所有的工作中最不重要的内容。

　　

张瑶告诉我，曾教授在哈尔滨和杭州的大学里都担任讲座教授，每年去几趟，开两场讲座，发文章时顺便注上那些单位的名称，这样一年下来便有十几万块钱的聘任费，和本职工作相比，有诱惑力多了。

　　

我一时无语，顿了顿只得说：“你们导师应该很会做人。我在网上看到，他现在还是他原先那个学校的兼职教授——一般那些跳槽的老师，为了拿回自己的档案，都要和原单位闹得很不愉快。”

　　

张瑶不以为然：“也是互相利用吧！他原先的学校申请了外国文学学科的一级博士点，下面导师不够，他过去也是帮忙。再说，我导师还是社科基金的评审专家，我听他说，每次他一回原单位，那些年轻老师都围着他转呢！”

　　

她的这番揭露，让我们俩一阵唏嘘。如今“搞项目”成了大学里所有群体的痛点：校领导需要科研项目的规格和数量来显示政绩，老师们评职称更是要满足一定数量的项目和论文。高校里的生态就是这样，等我们俩以后博士毕业了，十有八九也还是跳到这样的泥潭里，为了发论文、拿项目，想落到一身干净，几乎是不可能的。

　　

又聊了一会儿，我们才从咖啡馆出来。在校门口告辞时，张瑶突然笑了笑说：“说了半天，也没有怎么聊论文。我是真羡慕你们，有导师带着做学术，我也就偶尔帮我导师收收快递。”

　　

回到宿舍的时候，室友也刚从研究所里回来，还顺便拿了我们所新一期的杂志（C刊），放了一本在我桌上。我翻了翻目录，意外地发现，“曾怀忠”的名字赫然在目。想想自己石沉大海的稿件，我不由感觉到一阵荒凉。

　　

我的一个师兄经常用《圣经》里的那段“马太效应”自黑搞科研的年轻人和“学术大佬们”的差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就在下午喝咖啡时，张瑶还向我讲：当年曾教授来北京其实主要是为了他的女儿，那次跳槽，他们学校不仅给了曾教授一笔“人才引进费”、解决了北京户口，还安排他女儿读了学校的附小。

　　

博二的下半年，我去上海参加了一个全国学术会议。会议安排得很紧凑，第一天下午的分会场讨论，一直说到了6点多。等最后一个发言人终于做完了报告，我和一个新认识的年轻教师便慌慌张张往酒店的餐厅赶。他比我有开会经验，边走边笑着对我说：“人家肯定都开始吃饭了，一会儿咱们看到哪个厅（包间）有位置，就直接‘见缝插针’吧。”

　　

果然，好几个包间都坐满了人。那个老师找到一个空座位，先坐下了，我接着往“聚贤厅”、“大帅府”那些包间张望。走到了一个包间门口，突然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我还没反应过来，曾教授已经和我四目相对。我还在惊讶，他已经伸手招呼我赶紧进去：他的右手边有一个位置。

　　

曾教授坐的是正对门口的“上座”，我一副小鸡啄米的神态，谦恭地弯腰从一侧走进去，到他身边，笑着和他打了招呼，然后坐下来，听见他向身边的人介绍：“这位是XX（我导师的名字）兄的高足。”于是，我只好又对着其他人依次傻笑了一番。过了会儿，被我进屋打断的话题终于接上了，有人问了曾教授一句：“刚才您还没说完，你们那个答辩最终什么结果？”

　　

曾教授扶了扶眼镜，眼角又是那个熟悉的狡黠微笑：“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了……”不过他没有停下来，面对着八卦心重的听众们，接着说：“我当时就心想，周XX不承认他的学生抄袭，可以理解，可是鲁教授没有必要袒护他呀！他自己学生几年前的博士论文，他不至于老糊涂记不得吧？那就是想要充滥好人啦！我可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既然她不承认抄袭，我当即打开电脑——谢天谢地，知网立刻便登上了——我找到鲁教授的弟子李小玲几年前的博士论文，整本下载了，打开以后，根本不用多费事，就找到第三章随便念了一段，几乎是一字不差。在场的几个人脸上没一个挂得住的，周XX最尴尬，一个劲儿朝我摆手，‘行了行了’，声音虚得像刚吃完三包泻药……”

　　

周围的人纷纷大笑，有的还情不自禁拍起了桌子。我听得有些云里雾里，就悄悄掏出手机给张瑶发了微信：“来开会见到你导了，坐我旁边。他说的周XX是哪位老师？鲁教授又是哪个？”

　　

很快，张瑶便回复了我个笑哭的表情。她告诉我，周教授是他们院的另一位博导，因为和曾教授争外国语学院院长的职位，俩人经常明争暗斗，谁都看不惯对方。

　　

想必这次是曾教授抓到了对手的“小辫子”，所以才会这么得意洋洋。

　　

其他人显然还没有听过瘾，有人说起，周教授曾经去他们学校讲学，准备的报告和两年前在另一所大学的报告完全相同，纯属敷衍。曾教授本来扬起筷子要夹菜，听了之后，立刻将胳膊悬在了半空，说：“还有一年，他有两个硕士生要答辩，我也有两个硕士答辩。我让学生早早把论文给他送去了，后来他的学生来送论文，临走时特意对我说：‘曾老师，周老师让我们告诉您，他给您的两个学生都打了“优秀”。’——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嘛？明明白白告诉我，要懂得‘礼尚往来’？他一把年纪了，也真做得出来！”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曾教授问询的目光正扫过我，连忙也和其他人一起会意地笑起来——上次师姐答辩谢师宴上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辩委们说的没错，只要酒桌上有曾教授在，就不会冷场。这张餐桌上的各位来自不同的大学，却都被曾教授这个“能人”吸引，时而抚掌大笑，时而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等待着他将包袱层层抖开的时刻。

　　

晚饭快吃完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老师也对我寒暄了几句，问我毕业后打算去哪里“高就”，有没有意向去他们学校工作。

　　

我有些受宠若惊，不好意思地说：“我还不知道够不够资格去这么好的单位呢！”

　　

那位老师说了句客套话：“就怕你瞧不上呢。”

　　

曾教授这时候接住了话：“你们待遇怎么样，我过去！”

　　

有几位老师立刻笑出声来。那位邀请我的老师也以为他是在逗闷子，忍俊不禁：“您是要来当校长吧？”

　　

没想到，曾教授突然认真起来：“我是说真的——你们学校不是最近在搞什么‘珠峰计划’吗？我看那个‘一级引进’的标准还搞了个‘一事一议’，神秘兮兮的——一年到底能给多少万？”

　　

那个老师伸出一根手指：“您这个水平的，至少是这个数，外加一套房子。”

　　

曾教授一下子兴奋起来，两眼突然像被点亮了，炯炯地望着那个老师：“那可以呀！要求条件呢？一年出多少成果？”

　　

那个老师想了想，逐一列举了论文、论著、项目的数量。曾教授微微点着头，轻声嘀咕：“是有点苛刻……不过，‘3年一部专著’，这倒也没问题……你们的‘权威论文’怎么认定的？《外国文学研究》算是‘A刊’吗？还需要有获奖？什么级别的，省部级算么？”

　　

旁边有个年轻老师对身边的人说：“‘3年一部专著’——这可让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虽然是笑着说的，语气里似乎又透露着埋怨。我那些刚进入高校的师兄师姐也经常这样抱怨，没有资历，没有门路，辛辛苦苦写的论文投出去多半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一个师兄曾经告诉过我，他为了能保证每年发一篇“C刊”，至少需要“五六篇论文在天上飞着”。

　　

曾教授仿佛没有听到这个年轻老师的话，还在笑眯眯地和那位老师交谈着。我盯着他的脸，仿佛穿透了他的皮肤，看到他的大脑正在高速地运转，像一个谈判专家一样思维缜密。

　　

那次会议之后，我便没日没夜开始忙着撰写学位论文。又过了几个月，我总算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去了一家研究所工作。听起来，这个研究所的规格相当高，不过，因为是人文社科领域，我们的收入却不是一般的低，和普通高校比起来要差一大截；又因为研究所里没有给学生讲课的任务，所有同事都以“发表论文”为志业，导致职称评比的时候特别惨烈，随便一个人都能抱出一摞自己的“科研成果”。

　　

我以为博士毕业找到工作就算是有了一个“头衔”，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形势会如此严峻。我终究还是没逃过当年师兄的那一句调侃，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论文，投递出去之后杳无音讯，一打开各种学术刊物，读到的反倒是那些名教授的“随想”、“漫谈”。眼看着评“副研究员”的希望日渐遥远，守着微薄的工资，我陷入了深深的困顿，甚至有时也会做些白日梦，梦想自己被某个“C刊”主编看中，“发文”不断。

　　

所里有一个老师和我关系不错，他比我早工作两年，正快马加鞭为评“副研”做准备，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办公室看书、写论文。有一次，他听我抱怨完，悄悄地安慰我说：“这事儿急不来。我都想开了，先韬光养晦一阵子，等成果差不多了，评上‘副研’，就找个大学，至少收入能提高一大截！”

　　

听了他的计划，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久违的身影：曾教授。

　　

和曾教授已经很久没有见了，但张瑶还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她已经读到了博四，因为面临着论文答辩和就业，有时会带着焦灼和我吐槽半天，每次基本是以一个苦笑或者叹气的表情结束。

　　

听我讲了我们的待遇，她说自己打死也不要参加我们单位的面试。还说导师曾经告诉过她，让她不要留北京，以她的脑子，毕业后去找个地方大学，没有科研压力，相夫教子，挺好的。曾教授还给她推荐了浙江的一所二本院校，据说“引进条件”丰厚，引进费用按照读博期间发表的“C刊”数量计算，一篇给15万。

　　

“我觉得他说得挺对的，我测试过‘九型人格’，我就属于那种小喽啰的角色。好学校里的水也深，我导师那样的都趟了两腿泥，我就算了。”

　　

张瑶所谓的“水太深”，指的是他们学院里的“政治斗争”——曾教授和那位周教授为了争夺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已经积怨太深，两人在各种场合都不忘给对方“穿小鞋”。据说有一次，某个大学的博士生答辩同时请了他们两位——也不知道主家到底安的是什么心——结果俩人虽然没有挨着坐，却还是因为几个术语产生了争执，成了整场答辩最热闹的“名场面”。

　　

今年的3月份，我们单位举办了一系列的专家讲座。我偶然得知，有一场讲座是曾教授主讲，心里竟然涌出一些期待。

　　

那天，我很早就来到了会场。会议室还没开门，我百无聊赖，打量起了门口张贴的海报。上面的曾教授西装革履，露出富有亲和力的微笑。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曾怀忠”三个字后面的“单位”，居然换成了国内一所Top3的名校！

　　

会议室里渐渐熙熙攘攘起来。梳着背头，戴金丝边眼镜的曾教授在我们所长的引导下，像领导一样笑着走了进来，边走边和两旁的熟人打招呼。

　　

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张瑶聊了几分钟，大致了解了曾教授和周教授怎样在校长办公室撕破了脸，随后又怎样把张瑶以及其他的学生喊到办公室，帮他搬书、收拾东西。

　　

“我输了。”和学生们坐在学校外面的餐馆里时，曾教授对弟子们说。但张瑶对我说，她不相信那是她导师内心真实的想法——在饭桌上，他一如既往地话多，不仅没有显得落寞，反倒有几分得意。

　　

按照学院规定，他们这些学生还是挂在曾教授名下，张瑶一个硕士师弟大胆地问老师“下一步去哪里”时，曾教授神秘地说：

　　

“你将来可以跟着我接着读，比这里强！”

　　

讲座在一阵掌声中开始了。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同事把脸稍稍凑向我，低声说：“听说，这个曾教授可是很能混学术圈的。”

　　

我扭过头，也压低了声音回答他：“能混得开，那也得本身有本事才行吧。”

　　

说这句话时，我略微有些迟疑，不知道有几分是出于自己的真心。比起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曾教授，如今的他身上又增加了不少头衔：国际某学会的副会长，“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委、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委、两种国际期刊的编委……这些头衔，加上他“在研”的重大项目，不知要给他新入驻的学校带去多少资源；而我们这些人微言轻的“青椒”，承受着“文凭通货膨胀”带来的碾压，到底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

　　

这一次，曾教授炯炯有神的目光环顾四周，却偏偏忽略了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是他太过心无旁骛，也许是过了两年，他已经把我淡忘了？

　　

我有些期待被他发现，甚至带着点过分的憧憬和热望，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等讲座一结束，我要立刻走过去和曾老师打招呼。我隐约觉得，对我而言，这没准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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