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基层社工遇职业瓶颈 海归“小巷总理”话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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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全国公务员考试11月27日结束，2012上海市公务员考试也开始报名。但海归高磊没有像往年一样张罗着报名、买参考资料，“虽然有点遗憾，但是居委会工作的确很忙，没有时间复习，我不愿意打没有准备的仗，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人吧。”这个一脸坚定的年轻人强调：“我不想离开居委会主任的岗位，我要在这里做出品牌，让年轻人知道，居委工作是一个大舞台。”

　　

另一位在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工作的海归杨嘉凯虽然报了名，但他也肯定地告诉记者：“现在是分数过线才选择岗位，我会优先选择街道的基层岗位，因为这里最锻炼人。”

　　

曾几何时，海归争当社区工作者的新闻备受关注，然而随着舆论热度慢慢褪去，那些海归“小巷总理”们还好吗？本报记者走访了上海的浦东新区、闵行区、静安区等几个区后发现，仍坚守在基层岗位上的海归“小巷总理”不过数人，尽管待遇低、晋升难成为他们的职业瓶颈，但接受采访的几位海归“坚守者”仍表示，要在基层社区工作的岗位上坚持下去，并争取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留学时种下社工梦

　　

一个工作年薪十万，一个工作年薪四万，但海归高磊却选择了后者，因为这份工作是居委会干部。

　　

尽管离开待遇优厚的外企已经五年多了，但至今仍不断有猎头找到高磊。面对记者，高磊说：“收入相差这样悬殊不可能没有想法，但我还是坚持在电机二村居委会。我就是要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一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居委工作不是只让老年人做的，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年轻人的舞台。”

　　

最初将高磊引向这个舞台的动力是他在德国留学时的经历。2001年，高磊和女友一起赴德国留学。在柏林读完一年预科学校后，高磊转到汉诺威大学攻读运动生理学专业，女友则继续留在柏林，攻读工商管理专业。

　　

从小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高磊，连车票都不知道怎么买。而头等大事就是要找到住房，不谙世事的他不仅屡遭碰壁，还曾遭受欺骗对待。高磊在学校周围贴满了求租广告，每当有学生出去旅游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他就短期租住房间。高磊回忆：“学校的四幢宿舍楼，每一个房间我都住过。”

　　

就在这时，当地的一位社工姆勒找到了高磊，对他说，“我是这里的社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但受过骗吃过亏的高磊没有轻易相信姆勒。过了两周，走投无路的高磊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姆勒的电话。没想到姆勒马上给他介绍了几处靠谱的房子。连签约细节、租房须知、当地“楼组长”都为高磊指点清楚。租下房子后，姆勒给了高磊一张中国留学生最常使用的“香蕉卡”：“给父母打个电话吧，告诉他们你搬家了，让他们放心。”高磊心里一热，不禁问姆勒：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姆勒只是淡淡一笑，“我愿意。”

　　

有一年春节，人在异乡的高磊和女友备感孤独。这时，姆勒敲响了房门。她拿出买好的面粉说：“我们包饺子吧。你们会包吗？”原来姆勒查询了中国春节的时间和习俗，特地来给高磊“拜年”的。打破了文化差异的高磊和姆勒成了好朋友。姆勒会邀请他一起出去玩，给高磊介绍朋友，还带高磊去自己家里做客。高磊也会拉着女友一起参加当地的社区活动。那年春节的“用杯子擀皮包饺子”也成了高磊和女友最温馨的留学记忆。

　　

“海归”当上“小巷总理”

　　

半工半读的生活是艰苦的。最困难时，高磊连买地铁票的钱都没有，只能走路到两三公里外的超市背一大袋土豆回家。节假日超市关门，不知情的高磊只买了两天的食物，结果挨饿了。买了两袋肉骨头，原想犒劳一下自己，结果被德国老太太询问：小伙子，你养了几条狗？在国内优越的生活条件变成了在国外的吃苦受累，在国内良好的自我感觉变成了在国外的一次次自尊受伤，在国内各种各样的梦想在国外降格为有一台洗衣机就好。

　　

高磊发现，在国内那些生活中所有的理所当然原来都是弥足珍贵的。艰苦的生活，使高磊知道，什么叫“吃苦”，什么叫“无助”，也知道了什么叫“受助”，什么叫“珍惜”。自我反思和痛定思痛后产生的愧疚感常常刺痛着他的心。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悄然变化了。

　　

2007年，高磊和女友回国办好终身大事后，毅然辞去了德国公司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国内发展。不久后，闵行区江川路街道招聘社区工作者。高磊一下子想起了姆勒，德国社工那热情、乐观、助人、高尚的形象激发了高磊的热情。爸爸感到不理解，“我爸给我算了一笔账，去德国五年，前前后后用去差不多一百万元，居委干部一年的工资不超过4万元。”退休后一直从事居委工作的妈妈却鼓励高磊：“好不好，先干起来。”于是，高磊和妻子双双考取社区工作者。

　　

由于在社区救助所挂职一年表现出色，2009年，高磊被选为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电机二村居委会主任。

　　

“够朋友”的居委主任

　　

高磊对电机二村的第一印象是：“居民们真是提着马桶就进入21世纪了。”

　　

电机二村居委下各小区的房子，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相当多还是木头楼梯，火灾隐患很大。而居委会后面的宾川路430弄，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楼里连下水道也没有。卖旧家具的和拾荒者堆放的垃圾成了山；养鸡的、种菜的各色人员，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路边死鸡乱丢、污水乱流。高磊下决心整治环境。清理垃圾时，清理车开不进，只能靠人往外运，居委干部和环卫工人齐上阵，光垃圾就清理出100多吨。

　　

2009年小年夜，高磊刚到家坐下，就接到社区民警的电话：小高，你得回来一趟，着火了！

　　

原来430弄一户一楼的居民家中起火，烧到了二楼的居民家中。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两户人家被烧得空空如也。高磊和其他居委干部一起，马上联系物业安置居民、联系救助所发放救助金，对受灾居民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受灾居民的情绪都很激动。二楼住户表示房子必须恢复原样，一楼住户则表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由于赔偿方案迟迟谈不拢，二楼要打官司、一楼要上访。一时间，高磊为了“灭火”忙得焦头烂额。除了要联系各方资源，尽最大力量为居民争取最大权益外，还不停地跑法院进行咨询，甚至半夜11点还跟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上门进行调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赔偿方案并未谈拢，但两户居民对居委会的工作都很肯定。在法庭上把法官小榔头都拗断的“大老粗”当事人，却拍着高磊的肩膀说：小高，你很够朋友！

　　

除了脏乱差，辖区内还有“四多”，即两劳释放人员多、吸毒人员多、老年人多、外来底层务工人员多，这对高磊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高磊说：“社区工作没有什么秘诀，就是真心为居民着想，要换位思考。”

　　

最触动高磊的是，居委里有一位吃低保的女居民，为人泼辣，很多干部都被骂过。但高磊并没有歧视她，而是一次又一次帮助她解决生活困难，遇到纠纷秉公处理，推近了相互之间的感情。有一次，听到这位女居民对别人表示：“我们居委会的高主任很帮我们的，所以我们选他做人大代表。”对此高磊感到：“这比什么领导表扬我都开心。这说明我们平时的工作没有白做，老百姓记得的。”(陈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