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创业、吸引人才新政频施 浙江多城新政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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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城市报

　　

　　

2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从今年走势看，我国就业形势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加大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就业支持举措，实施百万青年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简化优化毕业生的就业手续，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近年来，各地“不拘一格降人才”，竞相抛出现金补贴、就业落户、购房低息贷款等吸引人才的优惠措施并不断加码、相关系列人才政策轮番出台。日前，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推出大学生创业失败，政府负责“兜底”的引才政策，更是备受关注，引发广泛热议。

　　

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中介绍，“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10万元到50万元，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万元以下的由政府代偿，贷款10万元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偿80%。”

　　

“此项政策的实施将为构建浙江共富型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打响‘创业就业在浙江’品牌，帮助重点群体提升就业质量，加快推动实现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带来创业动能，必将促进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安徽省劳动学会常务理事汪张明表示。

　　

鼓励创业、吸引人才新政频施

　　

“此次宣布的浙江大学生创业失败代偿贷款机制，是创业政策的重大突破，可以解决大学生创业群体初创资金难题及初创风险之忧，让更多的大学生有底气、放心大胆地去闯、去试、去创，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到浙江创业，直接带动就业。”汪张明说。

　　

但需要注意的是，浙江省人社厅在2月18日公开回应称，在实施办法中明确了追偿和核销机制，代偿后原则上要予以追偿，但对实在没有能力予以偿还的，按规定程序经审批后从创业担保基金中核销。

　　

其实，“代偿”政策在浙江早已实施，在2015年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中提到，“简化贷款发放手续，健全呆坏账核销办法。贷款10万元以下，由创业担保基金提供担保的，免除个人担保。由创业担保基金提供的贷款被定为不良的，贷款10万元以下的，由创业担保基金全额代偿；贷款超过10万元的，由创业担保基金代偿80%。”

　　

同时，不仅出钱支持创业、吸引人才，而且放宽落户政策、增加购房补贴等引才政策对创业人才也具有巨大吸引力。

　　

据“绍兴发布”2月14日消息，浙江省绍兴市对引进的A—E类人才，给予9万元—100万元安家补贴、35万元—500万元房票补贴，为期10年每年1.5万元—10万元租房补贴，高层次人才在绍购买首套房的，可享受全额公积金贷款政策。

　　

2月15日，江苏省常州市也印发了《常州市“龙城青年大学生创业”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的通知。将实施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创业失败社保补贴等创业扶持政策，目标三年内扶持大学生创业6000人以上，创业带动就业1.8万人以上。

　　

2月21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梦泊新江南才聚新家园”南浔区人才购房房票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对来南浔创业或就业的各类人才在南浔区范围内首次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对符合要求的各类人才给予7万元至315万元的房票奖励。

　　

人才引进助推区域发展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根据智联招聘、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以及《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报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等城市群成为了人才，特别是95后人才的热门求职地。

　　

随着国家级城市群不断建设，新兴产业集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地方政府花样频出的引才政策吸引，在经济活跃、交通发达的城市群内，人才流动更加频繁。城市群作为人才争夺的重要载体，优势不断显现。

　　

“随着人才引进政策实施不断推进，区域人力资本加速积累，形成区域人才集聚引起产业集聚，共同促进区域行业成本降低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吸引相关人才集聚，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史梦昱表示。

　　

同时，据去年发布的《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2015至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100升至167.5，北京、上海、广州市位列2020年创业友好型城市前三名，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居前。东部地区城市在青年创业发展排名前50位城市中占比60%，表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创业发展领域居领先地位。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内，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江苏、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成为优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才引进后，能否留得住”也是一个突出的系统性难题。

　　

宁波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研究员赵全军撰文表示，“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政策创新始于需求驱动，‘人才新政’的制定热潮，缘起于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对高质量发展政绩的竞争，基于这一制度环境而产生的需求和路径同构是导致政策创新‘同质化’的主要诱因。”

　　

另外，各地人才新政内容主要集中在引才政策上，而涉及育才、用才、留才等环节的政策有限，这些不同环节的政策条款之间也缺乏足够的逻辑性、联动性，很难形成“闭环管理”的系统效应。各地基本上都针对引才设计出台了给予资金补贴、放宽落户条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且政策力度普遍较大并不断加码，但对人才引进以后的工作“小环境”营造、科研设施配套、专业服务提供等方面普遍缺少专门的政策安排。

　　

构建多元人才治理体系

　　

“人才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涵盖人才、用人单位、监管部门等多元要素。要创新人才政策体系、激发人才活力，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作用。”赵全军解释，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人才政策创新，虽然具有资源保障有力、推进效率较高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内在激励不力、可持续性不强等弱项。

　　

对此，赵全军建议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发挥。在“人才新政”制定过程中，可以由分管该项工作的“高位领导”牵头、从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建“起草专班”，进行集中式的任务攻关。

　　

通过这一机制，一方面，可以适度打破部门边界，促进高度分化的科层组织有机融合，减少多部门协作形成的组织摩擦；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部门间的正式或非正式意见交换，形成集体决策，而且决策一旦形成，全体都必须遵守，共担责任，也就会减少决策过程中的摩擦成本。

　　

同时，需要创新运用政策对话机制。有专家分析称，需要通过强化“基层对话”，积极搭建多样化的对话平台，给予基层政府和公众足够话语权，在与基层良性互动中推进人才政策得到不断修正直至达成共识。

　　

此外，需要强化区域对话，构建起以区域对话为纽带的合作治理机制，推动区域之间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的竞合发展模式。

　　

记者：张永超